在原则之间冲突的场合，只要权衡数个原则间的相对分量并决定哪一个具有优先性就可以了。
有的重大行政决策在推进时习惯于搞变通、打折扣，尤其是涉及民生的征地拆迁、公共设施建设等领域，寻求绿色通道，走快行线，将各种立项、审批、许可、听证等法律规定抛在一边，盲目追求效率和速度。人民法院通过审理行政案件能够及时发现行政执法人员存在的不作为、乱作为、党风廉政建设问题，以及党内法规存在的薄弱环节，及时为党内法规体系建设提供有针对性的建言和建议，从而推动党内法规及时清理和健全完善。
政府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妥善处理和协调各种社会利益关系的责任很大，也极易引发行政争议，这必然要求政府对既定法律的坚定维护和正确实施。对于政府职能转变中产生的行政争议，符合新《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理条件的，要依法纳入行政诉讼渠道解决。行政诉讼对党内法规体系有着重要的保障功能，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实施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二）建立行政争议多元化解决制度体系 产生行政争议本身并不可怕，而令人担心的是，在行政争议出现后，没有一套有效解决行政争议的制度体系。因此，在全面落实立案登记制改革中，通过法治轨道推进行政争议多元化解决，这是从发展和维护人民权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战略高度，对健全行政争议预防化解机制提出的具体要求，对维护人民群众权益，促进行政争议依法有效解决，为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意义重大。
针对在初始阶段不能得到解决的行政争议，要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在行政争议多元化解决中的主渠道作用。对于涉及民生的行政争议，人民法院要全面落实立案登记制，充分保障当事人诉权。在禁麻执法中，麻木通行形成了时空控制权分割的秩序，交警则处于周期性的一线弃权—运动执法中。
虽然政府可以组织人力强制执法，但不可能总是兴师动众。弹性执法意味着执法不严，管理者不可能对此完全放任自流，因此会有针对交警的考核奖惩措施。在绩效考评机制中，执法者固然需要重视执法成效，但更需要重视社会稳定问题。南山市公安局的一位副局长说：严格强制执法矛盾太大，容易诱发社会不稳定。
第四，延续了变通权宜的法律文化。从那时起，城市功能分区和社会分化开始凸显，一些群体开始感受到麻木带来的交通安全隐患、环境污染问题。
[29]《习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深化改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人民日报》，2014年1月9日，第1版。目标管理责任制促使交警根据目标要求调整执法行为，以达到目标管理所要求的绩效。2003年《道路交通安全法》颁布，宣告了麻木载客运营的非法性。街头聚集的多是无证摊贩、流动人口和底层市民，涉官、涉警的矛盾容易激起关注，得到的舆论聚焦，成为社会不满的发泄口。
相关探讨或印证了转型期中国社会和法治实践的复杂性，并对创新社会治理、推进依法治国有所启示。弹性执法的塑造机理，具体展开如下： 第一，特定利益诉求是弹性执法的推力。理既指天理，即天地万物运行的规律。[23]参见James Friedman, Oligopoly and the theory of games, Amsterdam, New York, Oxford: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1977, pp.5-6. [24]詹姆斯﹒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邓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6页。
这类执法不严表现为弹性执法，它在交警禁麻执法中体现得非常鲜明，因为交警禁麻执法所遇阻力和矛盾具有典型性，其执法模式具有日常性，较为稳定，便于观察。弹性执法产生了复杂的法治后果和影响，它虽然缓和了执法者在执法过程中的压力，却在法治进程中造成了诸多消极的后果。
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较普遍地存在于基层社会。交警的一线弃权和执法不严，主要基于执法社会后果的考虑：对麻木车主的执法，投入时间成本大，而收益却非常小。
交警对城市道路和街头的支配在时空上不可能是全面宰制的，在时空边缘地带的支配往往只是象征性的，很难不受到麻木车主的战术干扰。这在执法领域表现为执法为民话语，强调将实现、维护和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执掌法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第四，从以往的实践看，由政府来评定和授予荣誉称号，出现了诸多弊端。从历史上看，很多哲学家、文学家在世的时候穷困潦倒，去世后他们的价值才被发现，被授予荣誉称号。从常委会初次审议和征求意见的情况看，异议似乎不大。但实际上，很多荣誉与一个人的学术建树和道德品质并非完全一致的。
2、勋章和荣誉，应当突出国家性。3、将淡化和大幅减少各类荣誉称号，作为立法的重要宗旨。
七、几点建议与思考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对这部法律的制定提出以下建议： 1、将法律的名称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荣誉称号法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勋章和荣誉称号法，去掉其中的国家二字，使法律的调整范围不仅限于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也包括地方的各类荣誉称号。这个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当然有利于激励法学人才成长，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有人提出，说一个法学家杰出，是不是意味着其他的法学家相比下来就不杰出呢？评价的标准是什么？谁才有资格来评价？又如何能保证评价的公平公正呢？ 崇尚荣誉，追求荣誉，以荣誉评价人，由荣誉带来其他的东西，包括不适当的权力和利益，是一种社会现象。
个人觉得，如果立法，法律的条文就应当揭示出勋章和荣誉称号的一些基本特点和要素： 1、勋章和荣誉称号的授予，主要应当针对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人和非常之事。[1] 参见中国人大网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草案）全文。
第二，荣誉属于人类精神领域的事项，而对精神领域的事项进行评价，很难有确定的标准，如果一定要有标准，这个标准也只能在人的内心。4、在立法中妥善处理荣誉称号与各种利益的关联问题。既然要立法，那么，这个法律调整的范围就应当更宽广一些、实际一些，特别是要把各种荣誉的规定、决定和授予规范起来。羡慕嫉妒恨的流行说法，揭示的就是这个常识。
政府的全部职责是依法行使职权，管理社会，为每一个纳税人提供行政服务，而不宜拿纳税人这个主人来相互评比，用授予这个纳税人主人荣誉的办法来激发那个纳税人主人的积极性。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张德江委员长的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王晨提出，立法要针对现实生活中迫切需要规范的问题，及时回应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3]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李适时提出，要在增强立法的针对性上下功夫，真正做到‘针对问题立法、立法解决问题。
五、法律应当揭示勋章和荣誉称号的特点 勋章特别是荣誉称号，看似一个简单的概念，所蕴含的内容却相当丰富，但长期以来，在法学和其他领域，对这一问题缺乏必要的研究，这使立法少了应有的理论基础。二是，立法应使一个人在获得勋章荣誉后，能保持原来的工作岗位和工作状态不变。
现在的很多荣誉都与物质利益联系甚至等同起来了。对设立各种荣誉称号做出严格的限制性规定：一是，改变现在草案中对各行各业都可以设立和授予荣誉称号的规定，将荣誉称号主要限于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人和非常之事，限于为国家和社会做出巨大贡献和牺牲的人。
4、可否设立荣誉称号的社会评价机制？ 笔者认为，对荣誉称号的评价，一般来说，只能是一种民间的评价，社会的评价，属于社会自治领域的事。政府行使的是国家行政权力，只要它介入这种评价中，极容易失去各方的信任。笔者认为，既然是一部法律，就应当有较厚重丰富的内容。从草案的规定看，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的勋章荣誉是代表国家的，那么，国务院、中央军委代表不代表国家？国务院的各个部委规定的荣誉是不是代表国家？类似全国总工会、中国法学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这些社会团体规定、评选和授予的荣誉，是不是代表国家？这些荣誉显然具有全国性影响，应当规范起来。
实践中存在一种情况：一个人一旦获得某种荣誉，此后，这个荣誉就成了进一步获得更高荣誉的台阶。为什么要制定一部专门的法律呢？草案的说明中说，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规定和决定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
为此，有必要对立法中的一些关节点进行探讨。个人觉得，为保证勋章荣誉的纯洁，法律应当规定一套制度： 一是，使得勋章荣誉一开始就是纯精神性、非物质性的。
而政府行使的职权是有明确边界和标准的，是法律赋予的，由它去对相对人精神领域的事项进行评价，就会失去标准和边界，法律不应当也不可能授予政府这个标准和边界极不确定、极不清晰的职权。三是，要避免一个人荣誉缠身、通吃荣誉的现象。
